中国考古走向世界
https://mk.haiwainet.cn/image/2025/12/23/9be10050-8455-4c3b-91e1-11e2ca1cfac8.JPEG12月16日，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举行。图为与会各国专家学者在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进行学术考察。新华社记者 李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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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院长李新伟（右二）和该院工作人员在安盖洛卡斯特龙进行遗址调查。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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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寨沟遗址考古队队员于有光在陕西清涧瓦窑沟墓地M8号墓葬清理车马器。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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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张旭（右一）在福建福州牛头山考古遗址现场清理并提取古代人类骨骼。张旭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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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河梁遗址博物馆拍摄的展品玉猪龙。（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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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宝山积石冢遗址随葬玉器出土现场。（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吸引我们来到这里的，除了古代中国丰富的物质遗存之外，更有近年来中国充满活力的考古学研究。”2013年，参加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的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这样说。
那一年，共有28个国家和地区的70余位考古学家和100多位来自国内研究机构和大学的考古学家参加了论坛。
10余年过去，国外考古学家表达对中国考古的赞赏时，仍使用了类似观点。今年举办的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以下简称“世界考古论坛”），主题聚焦“技术、社会与考古学”，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科学分析与测年技术、文化互动的比较研究、聚落形态与城址考古、考古学的学科性和方法论、数字与计算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考古等议题展开研讨。
四项中国项目榜上有名
全球范围内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和重要考古研究成果的展示是世界考古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示项目强调新思想、新理念和创新性，强调对当今世界和人类共同未来的重要性，以此推进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知识创新，提高公众对考古学重要性的认识，促进对世界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推动更加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在刚刚闭幕的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揭晓和展示了22项全球重大田野考古发现成果与重要考古研究成果。来自中国的“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和“陕西清涧寨沟遗址”，被列入重大田野考古发现成果展示项目。
“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贾笑冰团队牵头，辽宁、内蒙古、河北三省区考古文博单位和高校共同参与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近年来取得了重大收获，从不同层面展现了红山社会的发展。
“从红山文化繁荣阶段的典型代表牛河梁遗址到位于桑干河流域的郑家沟遗址，再到新近发现的东山头遗址、三家东北遗址、元宝山遗址，以及生活居住类遗址马鞍桥山遗址等，其考古新发现扩展了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丰富了红山文化的内涵，共同展现了立体化的复杂社会的图景，为认识‘古国时代’红山社会的发展与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提供了重要资料，揭示出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的独特路径。”贾笑冰说。
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的清涧寨沟遗址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心地区。2022年启动考古发掘工作以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从根本上刷新了学术界对商代晚期黄土高原地区文明进程的认识。遗址内发现了大面积夯土建筑、大型墓葬、小型墓地、灰坑、陶范等不同功能遗存，散布在相邻的11座山峁上，是一处规模巨大、遗存丰富、要素齐全的商代聚落遗址。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张旭博士主持的研究项目“从聚合到融合：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人群互动”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的研究项目“分子考古学研究：绘制东亚十万年来人群迁徙、演化与适应图谱”，则被列入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展示项目。
张旭的研究聚焦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古代居民的人群构成情况。研究结果显示，在东周时期，该区域并非单一文化或单一族群的活动空间，而是多个来源不同的人群长期共存的区域。“通过开展区域性案例研究, 证实了该地区不同人群在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充分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特别是战国中晚期该地区农牧经济人群的进一步融合，更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包容性和吸纳力, 并最终发展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发展的重要基因。”张旭说。
分子考古学作为考古学、分子生物学与生物信息学等多学科交叉形成的前沿领域，通过提取分析考古遗存中的古DNA与古蛋白质等生物大分子信息，可以重建人类及其伴生物种的演化历史。付巧妹团队主导开发的古核DNA捕获技术、设计关键位点探针及攻克酸性土壤中DNA超微降解难题实现了规模性古代人类全基因组研究。他们成功获取了多个关键时期的人群遗传数据，并将这些数据与考古文化序列、年代框架和古环境背景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构建起一幅跨越十万年的东亚人群演化动态图景，进而阐明了东亚旧石器时代人群多样性和适应性机制、中国史前人群南北分化和主体连续的演化框架等。这些研究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及人类与环境的互作机制提供了演化实证。
展示最新研究成果
翻开世界考古论坛的会议手册，报告之多、范围之广令很多参会者惊叹。数据显示，论坛期间，共有11场重大田野考古发现成果展示报告、11场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展示报告、10场主题演讲、4场面向公众的考古讲座、12场展示中国最新田野发现与研究成果的报告，以及近150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术报告。
“这种多样性不仅是形式上的安排，更体现了论坛的核心理念，要理解技术与社会，必须触及多样的材料，才能更清晰地看见人类未来的共同方向。”世界考古论坛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松说。
参与中国—罗马尼亚联合考古项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副研究员温成浩在论坛期间的一项工作是对接外国学者。“我觉得，今年国外嘉宾的发言涵盖主题十分宽广，几乎涉及技术与社会这个大会主题的各个方面，并且都是他们团队过去几年最新的研究成果。大家因考古这个共同的语言相聚到一起，交流坦诚且有深度。”温成浩说。
德国考古研究院的斯文德·汉森教授分享了他和团队近十年来研发的“世界技术电子地图项目”，即通过动态地图呈现人类早期历史上重大与细微的技术创新，比如车轮和马车的最早证据发现于何处？这些关键技术如何在随后的数千年间传遍欧亚大陆？“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电子地图中快速找到。”斯文德·汉森说，“电子地图并非现有地图的简单汇集，而是一个基于最新研究成果构建的数据库，其中汇集并经严格评估的创新证据可以按需生成多样化地图。它作为一种启发式工具，不仅可以整合已知内容，还有助于考古学者揭示证据间的内在关联。”
巴黎圣母院的修复进展一直吸引着世界目光。2019年4月，巴黎圣母院突发火灾，屋顶和尖塔等结构损毁，但主体建筑得以保存。历经五年修复，巴黎圣母院主体建筑于2024年12月重新开放。在此次论坛上，法国国家预防性考古研究院考古学家克里斯托夫·贝尼耶带来了巴黎圣母院灾后新发现。据他介绍，2019年以来，巴黎圣母院的考古工作形成了涵盖该遗址完整历史的海量数据，核心成果包括中世纪唱诗班屏风的发现，系统记录复杂的墓葬布局，古代建筑遗存的再评估，分析坍塌遗存等。“这些发现重塑了我们对巴黎圣母院的考古、宗教仪式、丧葬及建筑历史的认识，为该建筑的学术解读与未来的公众展示奠定了基础。”克里斯托夫·贝尼耶说。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考古学教授及人类学系副主任刘歆益将目光投向了“考古智能”。在他看来，在人工智能时代，另一种形式的“AI”，即考古智能，具有重要意义，“人工智能常常从非历史途径汲取灵感以构想未来，而考古智能则将这种愿景置于历史情境之中：培养对他人的同理心并促进对多样性的尊重”。
考古学界的全球对话
正如施劲松所说，从田野考古到实验室科学，从理论创新到遗产保护，从学术研究到社区合作，世界考古论坛跨越了地域与方法的界限，推动了考古学界的全球对话。
在本届世界考古论坛上，贾笑冰关于“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的介绍引起了澳大利亚、秘鲁等国学者的关注。“澳大利亚学者觉得这个项目非常有意思，对我提到的体现人类早期信仰的考古新发现很感兴趣。秘鲁的学者也关注到了相关遗址出土的跟祭祀行为有关的一些遗物，希望将来可以做一些比较研究。”贾笑冰说。
而贾笑冰也对俄罗斯学者分享的《青铜时代的纺织技术：欧亚草原与高加索地区的比较性研究》、土耳其学者分享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最早定居狩猎者的新证据：格雷菲拉遗址所揭示的社会组织与公共建筑》感兴趣，“无论是中国学者的研究还是国外学者的研究，都有助于我们整体看待世界文明体系”。
在贾笑冰看来，世界考古论坛是一个重要的窗口，“通过这一窗口，我们跟国外学者沟通交流，国外的学者也可以通过这一窗口来观察中国考古的发展现状，这是一次难得的互动”。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罗泰在论坛期间到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实地探访，惊讶于中国考古同行发掘方法的先进：“我们知道，贝丘遗址发掘难度很大，而这里发掘得这么精细、齐全又保存得这么好，是很难得的。”
来自英国的马克·泼拉德教授很早便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1978年在约克大学博士毕业时，他在一场学术会议上结识了牛津大学考古学和艺术史实验室当时的主任爱德华·豪尔教授。“他不仅是科技考古学方面的专家，也是中国瓷器的爱好者。由于我对这一学科的强烈兴趣，他便将我招募至实验室进行中国古陶瓷技术和来源方面的博士后研究。此后我就一直以不同的方式从事着与中国和科技考古相关的工作。”马克·泼拉德说。
1982年，马克·泼拉德首次造访中国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此后，他便积极投身中英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2014年起他带领来自多个国家的团队开启了“欧亚大陆古代金属的流动”的宏大研究计划，中国是主要研究区域之一。
马克·泼拉德此次分享的正是该项目的相关研究——“商人如何控制金属供给——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的来源流通问题”。
而给马克·泼拉德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清涧寨沟遗址的新发现，“寨沟遗址有如此丰富的物质文化以及如此独特的出土器物，考古材料的丰富让我惊呆了。由此，我认为关于早期中国发展的叙事，可能要更为复杂。中国考古学也有无限可能，这是一件很棒的事”。
谈到中外考古学界的对话，马克·泼拉德告诉记者，世界考古论坛是一个难得的可以了解世界各地考古学研究现状的一个平台。“这非常有趣，也有助于我们拓展研究视野以及更好地理解世界。”
马克·泼拉德也希望能很快再来中国，去他一直关注的敦煌。
参与人类文明的共同叙事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202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队赴罗马尼亚进行考古发掘，在以彩陶著称的库库特尼文化多布若瓦茨遗址，发现了公元前1450年的炭化黍粒。黍是起源于东方的驯化作物，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黍距今8000多年，出土于中国北方地区。距今4000多年前，小麦传入中国，并逐渐成为中国北方的主体农作物，中国农耕文明从此形成“南稻北麦”的新格局。这样的考古发现表明，世界各地最早驯化的农作物虽然不同，但驯化农作物都带来了农业和定居生活，随后各区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各自的文明。不仅如此，黍与小麦的传播，还是三四千年前全球化的例证，物种与技术的远距离流传，将散居各地的人群联结在一起，共同推动了文明的进步。
施劲松以上述考古成果为例，来阐明：“放眼整个世界，我们不难发现，各区域的古代文明都呈现出一幅共性与差异相互交织的图景。”
论坛前五届设立的主题分别为“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文化交流与文化多样性的考古学探索”“水与古代文明”“城市化与全球化的考古学视野：人类的共同未来”“气候变化考古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在文明互鉴视野下的世界考古学所思考的深刻问题，它们既与世界每个区域古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密切关联，又表达了全世界考古学家对当今时代的共同关切。”施劲松说。
交流和对话，并不止于论坛。
自2018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旅游与文物部共同组建的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卢克索市卡尔纳克北部孟图神庙遗址区内进行发掘与研究工作。据中埃联合考古队队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伟介绍，经7个考古季度的工作，目前考古队全面揭露出孟图神庙南部地区的多座建筑遗迹，并发现带有铭文浮雕的建筑残块，为研究和完善孟图神庙的布局和发展演变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考古证据。
贾笑冰是中埃联合考古队中方负责人，刚从埃及回京不久，准备2026年1月回到埃及继续开展考古工作。他至今记得第一次到孟图神庙感受到的“震撼”。“埃及学、埃及考古学和中国考古学都有很深的积淀，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我跟埃及的同事说，我们有我们的理念方法、学术传统，用新的视角和切入点来看待埃及传统的考古学材料，可能会有新的突破。最终，我们形成了一个双方都认可的发掘工作系统。”贾笑冰说，“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也需要深入到其他文明，深入地、彻底地了解它、研究它，把它讲明白，相互比较，这样有助于形成我们自己的考古学话语体系。”
“去年11月7日，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希腊雅典正式成立。”在论坛上，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院长李新伟回顾了该研究院成立1年来的情况，“研究院组织举办‘中希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开启东西文明互鉴之门’研讨会、‘从中国到希腊——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成立一周年暨中国考古学新进展’学术研讨会等重要学术交流活动，不断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
“目前，研究院确定在希腊西部埃托利亚地区安盖洛卡斯特龙遗址开展首个考古项目，并已向希腊文化部递交项目申请，计划2026年度进行遗址发掘和研究工作。”李新伟说。
李新伟表示，考古学研究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最丰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道路以及突出特性，已经有了深入认识和新的理论阐释。中国考古学家已经走向世界，在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文明、美洲中部文明的核心地区开展工作，逐步具备了文明研究的全球视野。“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即将在希腊开展考古工作，在西方文明的起源地获得第一手资料，开展原创性研究，形成自己对西方文明起源、发展和特性的观点。可以预见，中国考古学不仅要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而且要以可信可敬的学术形象，参与人类文明的共同叙事。”李新伟说。（本报记者 赵晓霞）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12月23日 第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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