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强世功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筑法治基石

　　中新社北京3月31日电 题：强世功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筑法治基石

　　中新社记者 杨程晨



　　于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承载着怎样的历史使命与时代内涵？将如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中新社记者就此专访中央民族大学校长、知名法学家强世功。

　　一部基本法律的“硬支撑”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民族工作领域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基本法律。”强世功强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后提交全国人大，这部法律的特殊地位、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和宪法一样设有“序言”，在性质上属于宪法相关法，旨在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提升到宪制高度。

　　强世功认为，这部法律的出台，其“硬支撑”不仅体现在法律条文的强制性上，更在于为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展民族工作确立了清晰、稳定的行为规范和长远预期，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拥有了更坚实、更持久的法治保障。



2026年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图为会后，全国人大代表走出人民大会堂。蒋启明摄
　　确保法律接地气、可操作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强世功详细介绍了这部法律深厚的实践基础和民意根基。

　　“这部法律是对目前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各类法律法规、规章办法和各级政策的系统化集成和法治化提升。”强世功将这一过程概括为“基层探索—国家提炼—法治固化”。他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一部综合性、基础性法律，实质上是将散落在各地的成功经验，凝聚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家意志，从而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一个接地气、可操作的“法治工具包”。

　　强世功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制定，系统地规定了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等关键内容，将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度内容有机整合，构建了一个全方位、全领域的制度体系。它以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为抓手，引领各民族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为更好保障民族团结、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供重要的法治保障。



2024年6月9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同心畅享”系列活动——民族团结“村BA”篮球邀请赛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村开赛。瞿宏伦摄
　　照应“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

　　强世功特别从法理高度，阐释了宪法与这部法律的深刻关联。

　　他指出，在现代中国形成发展的历史中，“中华民族”的历史构建与“中国人民”的政治构建始终相伴而行。“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在漫长历史中凝聚而成的同一民族实体，“中华”二字恰恰表明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内在连续性。“中华民族”概念于2018年写入宪法序言。而“团结法”的序言，则站在中华文明的高度，浓墨重彩地阐明了“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未来走向。

　　“它与宪法序言中阐明的‘中国人民’形成发展的历史相互照应、相互支撑，共同铸就了现代中国的政治主体。”强世功说，这部法律以法治方式，将中华民族自在发展的历史规律，升华为自觉建设的国家行动，从而强有力地支撑了宪法序言中“中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意志。



2021年6月30日，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500余位成员参观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李雪峰摄
　　从“管理者”到“建设者”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强世功指出，作为一部“促进型立法”或“励进型立法”，该法以倡导、引导、激励为主要手段，这要求基层干部必须实现角色与能力的深刻转型。

　　他具体阐述，在立场上，要站稳“共同体建设者”的角色，将维护团结稳定与促进共同发展有机统一；在方法上，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将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愿意信、能践行的具体举措；在能力上，既要精通理论政策法规，又要熟悉基层治理规律，能够将宏大的共同体理念细化为社区营造、文化共享等润物无声的日常实践。

　　强世功总结道，唯有如此，才能确保这部承载时代使命的法律在基层“最后一公里”落地生根，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完)

　　受访者简介：



强世功。受访者供图
　　强世功。受访者供图强世功，中国著名法学家、民族问题专家、港澳问题专家。现任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中国民族学学会会长。主要从事法理学、法律社会学、宪法学、民族理论研究，著有《文明终结与世界帝国：美国建构的全球法秩序》《中国香港：文明视野中的新边疆》《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的法律》《法律人的城邦》《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人的精神家园：法学传统与无形学院》《法律人的守护神：通识教育与法律教育》等；译著有《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等；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和《求是》等发表论文1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