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入乐情共生（创作者谈）

《慈悲颂》在西班牙演出时，谭盾进行指挥。

受访者供图

《慈悲颂》演出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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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颂》专辑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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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中讲述九色鹿故事的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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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慈悲颂》（以下简称《慈悲颂》）是我以敦煌石窟为灵感、历时6年创作的交响乐作品。在浩如烟海的敦煌壁画中，我选择菩提树、九色鹿等故事，将它们从壁画变成音乐，让人们听见敦煌之美，听懂乐曲中蕴含的东方之韵。2018年在德国首演以来，《慈悲颂》已在澳大利亚、美国、英国、阿联酋、意大利等10余个国家巡演，还将被改编为歌剧作品。

今年，《慈悲颂》应邀来到西班牙。5月8日至10日，我与西班牙国家管弦乐团和合唱团合作，在马德里国家音乐厅连续演出3场，场场座无虚席。演出结束后，我们在观众的掌声中一次次返场谢幕。对于这样一部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现场观众——尤其是许多年轻观众——表达出的热情与沉浸，让我感动、欣慰又振奋。

情感共通

创作共融

这是我时隔16年再次来到西班牙演出。2010年，我曾在这里演出《武侠三部曲》。西班牙方面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对那场演出记忆犹新，听到《慈悲颂》后，又被遥远美丽的东方故事深深打动，希望让更多西班牙观众听到这部“中国敦煌之声”。听到这些，我几乎没有犹豫，决定再赴西班牙。

抵达马德里后，对方的精心筹备让我十分震撼。《慈悲颂》的唱词包括以中文和梵文写成的佛经和中国古典诗词，合唱团的100名西班牙歌唱家，竟能以极为标准的发音演唱这些唱段。西班牙朋友对我说，他们专门邀请了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的汉学家，共同参与语言和文化准备工作。

在我的音乐交流中，很少感受到“文明隔阂”。恰恰相反，我看到的是中国故事在异国土壤重新生长，是不同文明碰撞激发出的艺术生命力。文化背景不同当然会产生理解上的差异，但只要找到情感共通点，就能在共同创作中不断靠近，在一次次排练和交流中建立默契。

上次来西班牙演出，当地音乐家问我什么是“上善若水”，作品中的湘江和洞庭湖又意味着什么。我没有直接解释，而是用他们熟悉的文化经验类比。几乎每个民族都有“母亲河”的概念，它们不仅滋养生命，也承载着人们对于故乡、土地的共同记忆和深厚感情。比如西班牙的埃布罗河滋养广阔的土地，塔霍河流经一个个历史名城，它们早已成为西班牙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我这样讲，他们立刻就理解了中国人对“水”的情感。

这次排练《九色鹿》时，我希望合唱团在结尾同时击响中国碰铃。很多人起初并不理解：百人同时演奏，怎么可能不喧闹杂乱？我让他们从想象“敦煌壁画里的风”开始。这风并不呼啸、凛冽，而是穿越千年、缓缓流动；碰铃的声音，如同这风将古老故事娓娓道来，自有一种以动生静的力量。真正演奏起来，碰铃声果然异常沉静、悠远，整个音乐厅仿佛一同入境，与故事中的角色共同呼吸、心跳相连。

另一种亲近感，来源于我们相似的生活经验——西班牙人和中国人一样，喜欢围坐在一起分享食物。每次和当地朋友吃饭，桌上总会摆满一道道小菜，让我想起老家湖南那些泼辣热闹、充满烟火气的夜市。或许正因如此，西班牙音乐家们在排练中常常一点就通，很多音乐上的要求用生活细节打个比方，他们马上就能抓住。我甚至会用“味道”去帮助他们寻找中文发音的感觉。哪一句需要更有力量，我就对他们说：“这里像狠狠吃一口湖南辣椒——要重，也要有回味。”他们一下子就明白了。

华夏美学

走向世界

敦煌壁画故事数不胜数，每一则都引人入胜。我以“佛的一生”为主线，挑选了6个故事，对应《慈悲颂》的6幕：《菩提树》《九色鹿》《千手千眼》《禅园》《心经》《涅槃》。这部作品的主旨概括起来很简单，就是“劝人向善”。《菩提树》中，年轻的王子以血肉之躯拯救一只鸟，从中领悟众生平等的道理；善良的九色鹿救下落水者，却等来对方的屠刀，而为恶之人也终食恶果……来自东方的哲学故事里，蕴含着人类社会共通的价值。

敦煌壁画记录着4000多件乐器。在创作《慈悲颂》时，我想到将敦煌反弹琵琶、凤首箜篌等古乐器复原，与西方管弦乐器同声齐鸣。为了再现敦煌反弹琵琶，我们曾专程到云南种植葫芦，从播种到养护，定期施有机肥，终于培育它长成适合的大小。不过，这样的辛劳只是小小插曲。6年创作时间里，我去敦煌采风10余次，辗转法国、英国、日本的图书馆、博物馆，满世界追踪流散的乐谱、经文、手稿。我深深感激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她送给我的一大箱资料里，每一本都有她细致的笔记，甚至许多书都已经绝版，这些珍贵资料给予我很大助力。

完成《慈悲颂》的那一刻，我再次意识到，越是本土的、民族的，越可能成为世界的。能够拨动世界听众心弦的音乐，往往深深扎根一方土地、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正如中国艺术品和非遗技艺在世界各国受到欢迎，人们欣赏的不仅仅是物质之美，更是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精神气质：“天人合一”的东方哲思、“和而不同”的处世智慧，以及对生命、自然与和平的深刻理解。传承千年的华夏美学与东方智慧，本身就是中华民族最重要、最具生命力的文化产品，也是我希望通过音乐向世界出口的“主打产品”。

18世纪末，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将《茉莉花》的旋律带回欧洲。100多年后，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朋友家的八音盒中听到这支曲子，在他的精心设计下，这支中国江南小调变成歌剧《图兰朵》中的重要音乐主题。20世纪初，奥地利音乐家马勒从诗集《中国之笛》中得到灵感，写成6个乐章的《大地之歌》。这些诗出自李白、孟浩然、王维等中国诗人，经过一次次转译和改写，它们辗转来到马勒笔下。一段民歌、一首唐诗离开故土，然后被另一种文化听见、理解，再用新的艺术语言重新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经这样走进西方音乐家的创作，我希望《慈悲颂》沿着这样的道路，把敦煌的声音继续传向世界。

正如樊锦诗先生所说：“敦煌壁画是带不走的，但如果把它化为音乐，就可以让更多人听到它，让全世界感受到中国的文化，获得生命的感悟。”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这一愿望，我感到十分幸运。当敦煌壁画化作交响与合唱，当西班牙音乐家用中文吟唱东方故事，舞台上的音乐已经不只属于某个人、某种文化——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把一个古老的传奇唱成共同拥有的声音。

（作者为作曲家、指挥家 谭 盾，本报记者许海林、颜欢采访整理）

《人民日报》（2026年08月21日 第 17 版）